如何全面评价崇祯皇帝？
一句话定论：崇祯是最像明君的昏君。
崇祯皇帝是正史记载中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他的手上，朱元璋建立起来的大明江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之下，被李自成实施了突然死亡法，首都北京被攻破，为国家操劳十七年的崇祯皇帝也被逼上了吊，此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被击败，而清朝也逐渐统治了中国。
崇祯虽是亡国之君，但是民间对其评价却与一般的亡国之君不同，民间普遍认为崇祯皇帝勤政爱民，为了挽救不断衰败的大明朝倾尽全力，但是无奈他的爷爷和哥哥两个人给他留下了一个被折腾和掏空的烂摊子，崇祯皇帝想挽救大明朝但是无能为力。
这个评价有一点的道理，但是却也并不完全正确，明朝的败亡崇祯肯定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无道之君，他是一位有手段的皇帝，从他登基时的几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手段。
天启七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病重，到了这年的八月十八日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了，年仅23岁的天启皇帝已经到了开始考虑后事的地步了。在大臣们的坚持之下，魏忠贤提出的垂帘听政的建议被否决，而明熹宗没有子嗣，所以只能兄终弟及，而信王朱由检则是唯一人选。天启皇帝父亲光宗皇帝只有两个儿子成人，天启死后，只剩下信王朱由检了，而且朱由检还在京城，并没有到外地去就藩。
而魏忠贤为了抢占先机，在天启皇帝驾崩之后，不等其他大臣行动，就率先通过信王府的内应邀请信王进宫，而得知皇帝哥哥去世的信王朱由检知道此去必然十分凶险，因为他也摸不清楚魏忠贤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戴自己继位呢？还是想趁机置自己于死地，好继续把持朝政呢？
摸不清楚情况的朱由检只得孤身进宫，但是他并非毫无准备，在进宫之前，他准备了一些干粮藏在袖子之中（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因为信王在宫内毫无根基，而魏忠贤则一手遮天，如果魏忠贤想要谋害信王，在饭菜茶水里面下点毒，那将是易如反掌，所以聪明的信王自己带了一点干粮，不吃不喝，你总不敢把我砍死勒死吧。
当然，即使如此，信王还不敢完全放心，毕竟魏忠贤是个太监，谁知道他是不是变态呢？如果他不计后果地杀掉自己，没做成皇帝倒无所谓，命只有一条。所以，信王一个人在宫中枯坐，等待天亮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看到有一个太监带着一把剑路过，信王就叫住这个太监，并假装要看他的剑，于是将剑留在自己手中，太监也不敢向信王索要，所以崇祯就有了这把剑作为防身武器。
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毕竟宫内都是魏公公的人，就算崇祯是武林高手，恐怕一个人一把剑也抵挡不住这么多人，所以崇祯又生一计，他命人赏赐宫中的太监，以慰劳他们如此辛苦的巡逻宫中。侍卫们被集中到一起吃喝赏赐，这样崇祯就有人作伴了，毕竟没有人敢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将皇位继承人杀害吧。
就这样，崇祯皇帝度过了这个最危险的一个晚上，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正式即位，改第二年为崇祯元年，朱由检就从信王正式成为了崇祯皇帝。
逼死魏忠贤崇祯登基后，魏忠贤失去了靠山天启皇帝的庇护，他的心里隐隐觉得不安，但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崇祯皇帝下手比他预计得要早了一点，崇祯皇帝在处理魏忠贤一事上显得很有手段，隐隐有明君之风。
崇祯先从魏忠贤集团的外围入手，就像挖掉一颗大树之前先挖掉它下面的泥土，崇祯皇帝登基一个月之后就将魏忠贤的对食、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赶出宫去，“九月时，命奉圣夫人客氏出外宅”，这样魏忠贤在宫内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
接下来倒霉的是魏的爪牙陆万龄、崔呈秀等人。在魏忠贤如日中天时谄媚魏的监生陆万龄，遭人弹劾后被崇祯皇帝下旨打入大狱；而魏忠贤在军方的代表，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则被崇祯皇帝下诏查办，崔呈秀畏罪自杀而死。
在魏忠贤的爪牙慢慢被拔掉之后，崇祯皇帝准备开始对魏忠贤下手了。天启八年（1627年）十月二十五日，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登基才刚刚两个月，吏部主事钱元悫上疏弹劾魏忠贤，在钱的奏疏中，钱将魏忠贤与历史上的权奸们——王莽、梁冀、赵高、桓温等人相提并论，指出魏的狼子野心，但是此时崇祯并没有轻举妄动，只说知道了，但是无疑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魏和魏的党羽都已经开始恐慌了。
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嘉兴县贡生钱嘉征参魏忠贤十条大罪，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这十条大罪每一条都切中魏忠贤的要害，尤其前几条每一条都可以要了魏忠贤的命。魏忠贤得知后向崇祯皇帝哭诉，崇祯命人一一宣读，听完之后魏忠贤觉得大势已去，从无人敢参他，到两天之内连续两道奏疏弹劾，要说没有准备都没有人相信。
十一月，魏忠贤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于是上疏辞去司礼监和东厂太监的职务，而崇祯则顺势接受并批准其退休，而之后魏忠贤又上疏辞去爵位，并将田宅等财物上交，但是树倒猢狲散，失势的魏忠贤马上受到了更多的弹劾。
随着魏的罪责不断被揭发，崇祯皇帝越来越震怒，罪责将其发配到凤阳皇陵让其为朱元璋的祖宗看守皇陵，但是被发配的魏忠贤却仍然十分嚣张，他装了四十箱珍宝，还带领这豢养的几百个家丁，一路护送前往凤阳，根本不像一个被发配的犯人，而向是一个搬家的富豪。
得知消息之后的崇祯皇帝愈发的震怒，于是下旨将其捉拿回京。兵部接到旨意后，立即派人前去追赶已经出京的魏忠贤，最终在河北省阜城县追上魏忠贤。而在之前魏忠贤已经得到密报，知道崇祯皇帝已经派人前来捉拿他，知道自己无处可逃的魏忠贤只得选择上吊自杀，一代权阉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崇祯皇帝虽然是亡国之君，性格上有着优柔寡断和急躁的缺陷，但是在继位之初处理魏忠贤的事情中却表现出了一个明君的智慧，眼看大明中兴有望。
与清朝和谈明朝并非亡于流贼，也非亡于满清，而是亡在与流贼和满清的两面作战。两面都不妥协，往往导致这样的局面——流贼被官军打得奄奄一息之时，满洲吃紧了，必须从“剿贼”前线抽调大军，导致流贼死灰复燃；或者是辽东刚刚打败清朝，想要巩固阵地、收复失地之时，流贼势头又起来了，需要抽调辽东守军去镇压。
总之，崇祯皇帝和他的重臣们忙着拆东墙补西墙，最后东西两边的墙都倒了。其实，原本崇祯是有机会摆脱两面作战的境地的。
在陈新甲做兵部尚书时，曾经秘密派遣使者与清朝商议和谈。陈新甲是举人出身，没能考上进士，但是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辽东抗清时崭露头角，最终以举人之身当上兵部尚书。其实当时兵部尚书是所有人最不想当的官，因为太难当了，整天就是考虑那些打仗的事情，而且那几年明朝总是打败仗，打了败仗兵部尚书就得背黑锅。然而，陈新甲有这个背锅的勇气，就这份勇气也是实属难得，可见他对大明、对崇祯皇帝忠心耿耿。
虽然陈新甲有点小才，但是面对崇祯年间的那种糜烂的局面，也无能为力。于是，陈新甲想到了一个主意，就是与清朝和谈，先稳住清朝，把国内的流贼剿灭，然后再积攒力量与清朝决战。想法是很正确的，但是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尤其在明朝，那些朝廷上的“正人君子”知道你要与清朝这样的“叛臣逆子”和谈，还不得喷死你，反正他们站着说话腰不疼。
崇祯皇帝害怕舆论的压力，但是他知道与清朝和议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他又不便出面宣布进行和谈。当陈新甲透露和谈的想法给崇祯皇帝的时候，崇祯不置可否，其实是默认了陈新甲的想法，而且在之后多次要求陈新甲对此事保密。
于是，陈新甲就秘密的去筹划与清朝和谈，通过密使、书信等遥控整个事情的进展。这个时候，北京的言官们似乎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但是苦于手上没有证据，不便发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终于让等待了很久的言官们抓住了把柄。
负责和谈的下属写了一份关于和议进展的报告给陈新甲，陈新甲在家中看完之后就随手放在了茶几上，不曾想被书童当做一般的文件分发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于是原本秘密进行的和谈一事泄露了，苦于没有把柄的言官们如获至宝，群起而攻之，弹劾陈新甲通敌。
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不想承认此事经过他的默许，于是决定让陈新甲背这个锅，结果陈新甲被斩首，与满清的和议也随之终止。
崇祯是有机会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的，然而因为舆论对所谓“气节”的执念，导致了局势的不可收拾，导致中华文明又一次沦陷于游牧民族之手，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退步。
最后的春节崇祯十七年元旦，在崇祯皇帝最后一个的春节朝会中，发生了令人寒心的一幕——崇祯皇帝早早来到大殿之中，却发现大臣们都还没有到，几个小时之后才等到了前来上朝的大臣们。
据史料记载，1644年元旦，崇祯皇帝来到朝堂之上，看到一个锦衣卫首领立于堂下，但是却没有看到文武百官的身影。这时，集合百官的钟声已经停了，却仍然没有官员到场，锦衣卫首领只好出来打了个圆场，说道：“群臣没有听到钟鼓声，可能以为皇上还没有驾到，所以来晚了。请皇上下令再次鸣钟，并打开东西大门，这样百官听到了钟声，肯定会尽快赶来。”
但是，又鸣钟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大臣赶到，于是崇祯打算先去拜祭太庙，然后再回来接受百官朝拜。于是就令有司准备车驾，但是由于驾车和仪仗所需马匹超过百余，一时间无法凑齐，于是将长安门外供百官骑乘的马匹赶近宫来临时凑数，就在准备妥当、准备出发之际，司礼监太监启奏皇帝，认为外面的马匹没有经过训练，万一出事伤到了皇帝可是件大事，于是不能成行，崇祯皇帝再次来到大殿等候群臣。
过了一段时间，姗姗来迟的百官们终于陆续到来，就这样在皇帝的注视之下，百官们只好纷纷低着头，在队列之中绕来绕去按此排班。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次元旦朝会，皇帝干等大臣们数个小时，最终仪式草草完事。不知道向来以严格、自律著称的崇祯皇帝面对此情此景，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凉。
迁都明朝灭亡至今，虽然很多人都感慨崇祯皇帝的“君王死社稷”，但是更多的人则希望崇祯皇帝能够迁都南京，大家都认为如果南迁，明清易代的历史也许就会被重写。因为明朝有着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双首都制，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迁都的争论，从北京迁都到南京的争论至少出现过两次。
一次，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崇祯朝时期，面对李自成和满清的双重压力的崇祯皇帝是否应该迁都；另一次，则是土木堡之变时，明英宗被俘，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对于是否应当迁都的争论。
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载了崇祯皇帝最后一次考虑南迁的过程。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是李自成进北京的这一年）正月初三，崇祯皇帝在德政殿召见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是天启年间的进士，左都御史李邦华和总督吕大器将其举荐给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在召对中询问其御敌良策，李明睿请崇祯屏退左右，走进御案之前，小声的向崇祯皇帝建议：“臣最近听到贼寇气焰越来越嚣张，已经渐渐逼近京城附近，现在唯有南迁可以缓眼前之急。”崇祯皇帝听了之后，说：“这件事情十分重要，可不敢乱说。”过了一会，又问道：“不知道天意如何？”李明睿答道：“天意难测，还是要靠皇上圣心独断，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一般大臣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是不敢随便提出南迁的建议的，而李明睿则不顾自身利益提出了南迁的建议，眼见如此忠心之臣子，崇祯皇帝也不由得将自己的心声托盘而出，崇祯皇帝对李明睿说：“南迁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帮我，所以才拖到了今天。你的想法和朕不谋而合，但是外臣都不愿意南迁，该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十分重大，你千万不可外泄，否则定要治你重罪。”之后君臣二人相谈甚欢，崇祯皇帝还给李明睿赐宴，可见崇祯皇帝对于李明睿提出的南迁主张十分赞同。
二月初八日，李自成攻克太原，北京西边已无险可守，情势越发危急，李明睿又上疏劝皇上南迁，崇祯皇帝十分赞同，于是将李明睿的奏疏下发各部讨论。然而奏疏发出去之后，百官哗然，有些道貌岸然、死读书的伪君子跳出来反对迁都，其中以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为首，他将主张南迁之意斥为邪说，还上疏参了李明睿一本，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但是光时亨此举无疑是拍到了马蹄子上，他可能并不知道崇祯皇帝也是主张南迁的，于是崇祯大为恼火，气得破口大骂：“光时亨阻止我南迁，本应处斩，但是姑且饶了他这一次。”虽然崇祯皇帝大发脾气要斩了阻止他的光时亨，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又不够强势，于是南迁之事经过这一闹，又不了了之了。
三月初一，李自成大军进入京郊，京师人心惶惶，前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人建言，建议请太子到南京监国，并择重臣辅佐太子，这也不失为迁都的一个变种，但是可能考虑到太子南迁之后会对自己的权威形成影响，崇祯皇帝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三月初三日，东阁大学士李建泰上书，再次建议崇祯皇帝南迁，并愿奉太子先行。前几日建议迁都的李邦华等人也愿意护送太子先行南下，崇祯皇帝再次重申了其“君王死社稷”的决心。而奉太子南迁的建议，则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反对者是还是光时亨。
他给提议南迁者扣的帽子是“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他把太子比作当年自立为帝的唐肃宗，将崇祯比作后来的唐玄宗，而提议太子南迁的官员则是心怀鬼胎，想要架空崇祯皇帝，此话一出，谁还敢再坚持南迁？于是，南迁一事遂成定局，崇祯皇帝和太子都丧失了南迁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一幕在明代的朝堂上似曾相识，那已经是快200年前的事情了，1449年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抵御入侵的瓦剌大军，却在土木堡被瓦剌包围，明英宗做了瓦剌的俘虏。大明朝群龙无首，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商议是战是守，一个叫徐珵的官员提议迁都南京，避其锋芒，被主持会议的兵部左侍郎于谦呵斥，“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于谦一句话，坚定了监国郕王（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的抵抗决心，最终在于谦的主持下，明朝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随着瓦剌的撤退，迁都南京的建议被扔进了垃圾堆，同时被扔进垃圾堆的还有迁都的提议者徐珵，在景泰朝一直不受待见，直到他改名为徐有贞。
同样是建议迁都南京，为何徐有贞被认为是懦弱避敌，而李邦华、李建泰等人却被认为是审时度势呢？光时亨和于谦同样都是南迁的反对者，为什么光时亨却没能像于谦那样挽救大明王朝呢？
原因很简单，崇祯时期的大明朝在万历、天启的折腾之下，内忧外患了几十年了，再加上崇祯皇帝没有方向和方法的努力，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北方已经是不得不舍弃的国土了，这个时候实施截肢手术也许还能救江南半壁，而200年前的土木堡之变，则是一次突然的晕厥，帝国的四肢和躯体都是健康的，在于谦的抢救之下，又很快苏醒了，既然醒了，又何必截肢呢？
最后一夜众所周知，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走投无路之下，和贴身太监王承恩自缢煤山。那么，从听闻城破到最后自缢，崇祯到底在想什么又做了什么呢？
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晚，崇祯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远望着城外烽火连天的场面，徘徊许久回到了乾清宫。回宫后他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助太子朱慈烺。然后他召见了周皇后和袁贵妃，和她们痛饮数杯后，他哀叹道：“苦我民尔！”
周贵妃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皇后和妃子们都忍不住流泪，宫人们围着他们也开始哭泣，崇祯让他们各自谋生去。周皇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边磕头边哭着说：“妾跟从皇上有十八年了，皇上从来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
崇祯安慰了痛哭流涕的太子和永王、定王，并命令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再三叮嘱太子和永王、定王后，他让周皇后出去，周皇后回到了坤宁宫后自缢而死。
崇祯随后又召来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公主号啕大哭。崇祯哀叹道：“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掩面，右手拔出刀来砍断了她的左臂，可怜的公主便昏死了过去。同时也挥剑刺死了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宫中顿时传得沸沸扬扬，惊呼皇上动刀了。崇祯来到了西宫，命令袁贵妃自尽。于是袁贵妃只能悬梁自尽，不料，绳带断裂，遂堕地昏去，许久后才苏醒。崇祯见状，便拔剑对她乱砍了几剑，所幸未伤及要害。
然后崇祯手执三眼铳与数十名拿着斧子的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然而守门的人以为是内变，炮矢相向之下，他们不得不向南奔去。他们从胡同绕出城上，望见正阳门城墙上挂上了白灯笼，白灯笼从一到三悬挂，表明情况危急，大势已去。后转向安定门，然而守门的人已经逃跑了，大门深锁，太监用利斧也无法劈开。
这时候天快亮了，他们无奈地回到了皇宫。最终崇祯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再次登上煤山，临终前，崇祯说：“朕迩德藐功，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而无面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可见，崇祯在临死之前都认为这绝非自己的过错，而是诸位大臣的辅佐不力。
谥号古代皇帝死后一般都会有谥号，还有很多皇帝有庙号。庙号是指皇帝驾崩之后，被供于庙中祭祀时所称呼的名号，比如太祖、太宗、高宗等等，在隋唐之前一般只有那些有重大功绩的皇帝才有资格有庙号，隋唐之后庙号泛滥，只要是皇帝基本都要庙号，可以认为是被滥用的溢美之词。
崇祯皇帝是正史所载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这也是被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历史，按说崇祯皇帝作为一个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功绩可言，但是他却拥有着诸多的庙号，也是一大奇观。我们就来一一评点一下各个庙号的来历。
一、怀宗 清朝 顺治元年（1644年）
崇祯十七年，吴三桂联合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兵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李自成随后返京西逃。五月初三日，多尔衮率清军携崇祯太子入北京城，北京居民看到清兵入关，大惧。为了安抚民心，入城之后的多尔衮命令建庙祭祀崇祯皇帝，于是命明朝大臣为崇祯皇帝议立庙号。李明睿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负责庙号事宜，但是李明睿不想为清廷效命，坚决不从。多尔衮对其说：“初六即祀皇帝，怎可无神主名？”无奈之下，李明睿等人只得为崇祯皇帝议立庙号。最终，清廷谥崇祯皇帝为怀宗端皇帝，周皇后为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庙供臣民祭祀。
二、思宗 南明 崇祯十七年（1644年）
崇祯皇帝死后，明朝残余政权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登基，史称弘光帝，这是一个不思进取的政权，为期一年多就宣告倒台，于1645年5月被清军攻破南京，弘光政权倒台。
弘光帝五月正式登基，六月份议立崇祯皇帝谥号和庙号，据《南渡录》记载，上崇祯皇帝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这也是现在用得最多的一个庙号，最被人熟悉的一个庙号了。
三、毅宗 南明 弘光元年（1645年）
到1645年二月，南明官员觉得思宗这个庙号有点问题，虽然“思”字是不错，但是关键是历史上有人用过了，用过也就罢了，关键是用过思宗的这位是蜀汉后主刘禅，是晋朝人给刘禅上的谥号。南明人认为刘禅是亡国之君，而且比较昏庸，而南明则不认为崇祯皇帝是亡国之君，所以认为崇祯皇帝用思宗这个庙号不太合适。
于是，又重新议立庙号。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二十三日，上谕改崇祯皇帝庙号为“毅宗”。
四、威宗 南明 隆武帝所上（1645~1646年）
1645年五月弘光帝被俘，弘光政权倒台。此时，南下福建的唐王朱聿键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等人拥立，在福建登基称帝，史称隆武帝。隆武帝出身疏藩，但是却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帝王，意图恢复大明，但是无奈受制于郑芝龙等军阀的掣肘，一直无所作为，1646年，清军攻入福建，隆武政权倒台。
隆武帝登基之后，将崇祯皇帝的庙号改为“威宗”。
如今，崇祯皇帝最为人所知的庙号是思宗，这是南明弘光朝廷所上的庙号，但是迄今为止，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并未被官方史书所承认，我们所学的历史，明朝到崇祯皇帝即止。想来也是一种讽刺，我们用着思宗的庙号，却不承认为崇祯皇帝上“思宗”庙号的南明朝廷。
盖棺定论后人在评论崇祯皇帝时，有一种论调特别受人尊崇，那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很多人都认为崇祯皇帝勤勉有加，为病入膏肓的大明拼命续命，并没有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的荒淫腐败之相，仿佛一切的错都是崇祯朝的大臣们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要我说，崇祯皇帝要为大明王朝灭亡负很大的责任，他就是亡国之君。
其实大明王朝在崇祯的手上并不是非亡不可，崇祯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西北地区的“流贼”，就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的农民起义军队，李自成、张献忠等，二是来自东北地区不断壮大的后金（清朝）。崇祯皇帝同时面对着这两大强有力的对手，拆东墙补西墙，最终两边都没堵上。
但是，在崇祯年间，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其实，至少有两次机会，崇祯皇帝可以挽回局面，或者至少可以为大明王朝再争取几十年时间。
第一次是1642年，大明王朝同时面对农民军和满清内外交困已久，不堪重负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派遣使者与清朝议和，后此时被崇祯皇帝知道，召见陈新甲，之后崇祯皇帝默许陈新甲与清方议和，其实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当时虽然清朝已经在东北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关外几乎已经全部丧失，但是皇太极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而且皇太极终其一生也未能正面突破山海关。
如果能以山海关为界，先与清廷议和，平定内乱后休养生息，再与皇太极一争高下，关外之地失而复得也未可知。即使不能收复关外之地，但是至少能力保关内不遭受满清铁骑的践踏，不致使华夏民族衣冠沦丧。
可惜，最终秘密和谈的消息被言官们得知，言官们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爱面子的崇祯皇帝只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陈新甲，最终和谈也不了了之，崇祯皇帝只得继续两面作战。
第二次是1644年，李自成在陕西西安称帝，并率大军一路东征，一路上势如破竹，李自成一月份从西安出发，三月份就打到了北京城下。其实，这一段时间，崇祯完全有时间进行转移，崇祯皇帝可以迁都到南京，明朝有个先天优势，明朝是两都制，南京有一套备用班子，只要皇帝南下，到了南京以后政府机构可以照常运作，而且当时南方还有相当多的兵力可堪调用，与李自成划江而治、甚至划淮而治都是很有可能的。
从后面南明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出，清军消灭了李自成之后南下，南明尚有江北四镇、湖南何腾蛟、福建郑芝龙等兵力，再加上崇祯皇帝无可置疑的正统身份，南方军民必定跟随崇祯一起抗击以异族身份入侵的清兵。
而且，南下之后的崇祯还有一个优势，虽然说出来很多人要骂人，但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南下之后崇祯虽然丢掉了北方的半壁江山，但是也是丢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西北与河南遭到流贼的破坏，山东则经常遭到满清的侵略，此时的北方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全靠江南的财政支持，如果没有北方的拖累，崇祯完全可以凭借南方的经济和兵力，巩固长江或者淮河防线，而且李自成将会夹在崇祯和满清之间，南下之后的崇祯皇帝将会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反而是李自成将要承受南北双方的压力。
如果，崇祯皇帝能够在1644年果断抛弃北方，将一举扭转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而且能够利用江南的经济构筑坚固的防线，再图恢复也未可知。
有人说，明朝276年“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些品质能够做到固然好，但是也应该审时度势，崇祯皇帝是不割地，但是自己死后明朝的全部领土都成了满清的，这就是不割地？崇祯皇帝是死社稷了，但是留下的百姓呢？任由他们被异族欺凌？任由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敌人的摧毁？难道这就是一个帝王应该做的吗？
崇祯皇帝不割地，却断送整个国家；死社稷，却使全民族衣冠沦丧。